此时在中国，周琅也已经完成了内部的整合。

在全国各地推广了在广州试验出来的简单税制为主的商业管理办法，通过正规的，教授会计学和数学的学校，高效的培养着大量的新式税官。

民政上，王辅茞基本上沿用了传统的管理体系，所谓的皇权不下乡原则下，乡绅地主们依然是基层的管理者，过去能有多稳定，现在就有多稳定。

整个国家已经恢复到了白莲教起义之前的状态，当然大量的破坏不可避免，王辅茞去年到今年完成了一次人口清查，全国人口有两亿八千多万，比乾隆朝最后一次统计，足足少了一千万人口，这就是这次大乱产生的代价。

可是王辅茞却认为这乃是圣王之道，古来改朝换代从未有损伤如此之小的，这倒也是，那一次乱世不是减少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人口后，人地矛盾自行消失，然后慢慢转入盛世的，所谓的盛世有几分是统治得力，真的值得怀疑。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管理方法下，周琅认为好跟差都是有极限的，在效率上远远不能跟基于数字化的现代管理相媲美。

王辅茞管理的民政，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赋税征收工作，重新厘定了税率，跟满清时候一样低廉，但是取消了乾隆年间大量额外加派，总体收入甚至少于乾隆时期，但少的很有限，因为满清有永不加赋的虚名，而重新丈量土地之后，这一百多年间开辟出来的新田，纳入了征税基础中，抵消了取消加派带来的减少。

由于取消了境内税卡，对米价平抑的效果非常好，全国米价普遍回落，粮食产地米价少有上升。但商税并未因此减少，反而大幅度增加。

周琅对商业的管理，并不能说有多么出色，因为他手下的执行者并不出色，但管理相对规范，这种规范取消了大量原本不该存在的限制。

比如过去的盐法，大大限制了食盐的生产，官府千方百计的垄断食盐的渠道，借此取得丰厚的税收，但对盐业生产的压制极为明显。周琅将制盐当作普通工场对待，只要申请牌照，并缴纳低廉的授权税就可以自由制盐。

结果从广东、福建到江南、山东一带，但凡是靠海地区，稍有家资的商人都积极投身开办盐场，甚至连过去的贫苦盐丁，也拿着自家的灶具，开办了煮盐作坊。盐产量急剧增加，尽管少了一笔固定的盐税，可越来越多的制盐作坊缴纳的税收也越来越多，已经达到了过去被官员勒索一笔，被盐商剥削一笔，在给皇帝孝敬一笔之后的盐税的三分之一，也就是两百万两，这两百万两盐税，是全国上下十万家制盐作坊和二十多万家盐铺缴纳的。

如果周琅愿意，其实现在就可以把盐税恢复到乾隆时期的水平，甚至更多。因为放开了制盐之后，大量原本不允许产盐的地方开始产盐，大量原本没资格制盐的商人开始制盐，这导致了食盐产量大大增加。

只要生产规模扩大了，何愁收不来税？

但税制改革还不是时候，目前这套税制依然是鼓励生产的。因为产量还在走高，新的盐场还在申领执照，这说明盐业依旧有利可图，盐业市场还没有饱和，还不到对生产进行征税，调节产量的时候。

由于自由竞争，过去那些垄断的大盐商现在日子不好过了，以前依靠官府垄断经营，划片区分配销售市场，他们有恃无恐，导致官员大量掺假，反倒是私盐质量上乘。现在大量新的竞争对手加入，只要申请牌照缴纳一笔低廉的店铺税就能够卖盐，中小盐商不再依赖那些扬州盐商的供货，大可以直接去盐场采购。直面消费者的盐铺们，也不该卖掺假的食盐了。

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，过去那种买盐甚至比买米的支出还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不说，盐的品质和增加了，于是守着漫长海岸线，却有大量百姓因为缺钾、缺盐得大脖子病的时代也跟着结束了。

食盐价格下降另一个现象是，沿海的渔民收入增加了，他们的收入增加，当然跟有些人直接开办盐场有关，过去渔民就有自煮自用的习惯，有些就转行做制盐作坊，更多的还是做老本行，可他们的老本行收益也大了，因为渔业本身的市场扩大了。

鱼是一种很难长途运输的商品，因为鱼肉容易腐烂，在没有冷冻技术的时代，只能运送鲜鱼，这就造成了运输成本远远超过鱼价本身的怪现象，内地老百姓普遍是吃不起鱼的，山珍海味能够并驾齐驱，可打猎得到的肉食是远不能跟捕捞相比的。

现在盐的价格大大下降，渔民就可以将捕获大量制作成咸鱼出售，内地市场就可以变成海鱼的市场了。中国这么长的海岸线，却是以传统的食用河鱼的国家，这种怪现象也在开始转变。

在粮食紧张，养殖业无法快速扩张的时代，显然没有什么养殖成本的大海捕捞前景是十分光明的，荷兰人的蛋白质涉入主要就是通过海洋捕捞，中国则是依靠植物蛋白，而且航期缺乏。

捕鱼业一旦发展起来，由会带动造船业的发展，从申领造船执照的数量上也能看出来，全国各地造船作坊高达上万家，绝大多数都是制造小型渔船的。

规范的管理带来的对手工业的限制，大大释放了中国勤劳工匠的能力，其他行业也出现了快速扩张的现象。这主要得益于运输价格的普遍下降，一个是海陆开始畅通，另一个是漕运上的各种勒索，税关都被取消。

于是从广东开始，接着是福建，接着是江南地区，手工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