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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九节 魏连理的快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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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之战后,魏连理带着恐惧的心理回到广州,但很快他就过的极其潇洒。

他最大的恐惧是被广州官府以海盗的罪名抓捕,处置海盗只有一个方法,那就是处死。

可他到了广州后发现,跟以前一样,那些当官的选择性的忽视了他的存在,跟他沟通的依然只有蔡世文这样的行商。

之后利用马嘎尔尼的逼迫,他将自己的身份也转变成了一个行商,他还用自己的名字,在广州官府申请了一个执照,建立了一个商行,叫做连利行。

之后他通过连利行大肆吸纳货源,他有雄厚的财政实力,周琅给他划拨了五百万银元,但在他的操作中,这个连利行是他的产业,钱是周琅的钱,他带给周琅货源,而且还要从中赚钱,他发现周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,胆子也就格外的大了起来,他等于是在用周琅的钱,做无本的买卖。

资本在贸易中有多么重要,只有真正做了生意的人才会理解。有了这么多现金周转,他比其他行商拥有太多的优势了,可以说,十三行中,也只有潘家比他实力更雄厚,其他的行商,哪怕是总商蔡世文跟他比,都远远不如。

十三行商人一家家看似生意做的极大,但开销也大,要维护跟官府的关系,那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到位,然后维持上下游的货物周转,就需要大笔的现金流。可中国商人有个习惯,都不太喜欢持有太多的现金,有了钱,都想着变成田产和房产然后才踏实。所以十三行商人中,有大量身家百万,却都砸在土地上的人。每到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,他们反而需要借钱周转,甚至会借高利贷。

广州城资金实力最强大的,除了潘家之外,并不是其他行商,而是英国东印度公司。

所以很久以前,就有行商向东印度公司借钱。东印度公司也乐意向这些实力雄厚的生意伙伴放贷,每年如果有盈余的话,都不会放在自己的账户上,而是交由潘家、蔡家这样的大商人保管,名曰保管,其实就是放贷,而且利息很高。

可官府向来反对行商向洋人借钱,因为这不仅关乎朝廷的体面,怎么能欠番鬼的钱呢?还有政治方面的考量,满清朝廷向来将贸易看作制约洋人的武器,将允许贸易看作是一种对藩属国的恩惠。

所以从康熙时代起,就从皇帝层面,多次下令禁止行商向洋人借钱。可依然屡禁不止,到了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,终于酿出了巨大的祸乱。那一年,多达四家行商资不抵债,无法经营下去破产。

当时广州一共有8家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,竟然都有欠款,其中有4家欠债最多,被洋商告上了衙门,结果引起了大祸。

这4家行商分别是泰和行、裕源行、义丰行和广顺行,其中泰和行颜时瑛欠债最多,达135.4万元;裕源行张天球欠达43.8万元,最后,颜时瑛和张天球迅速被官府宣布抄家,本人也被流放伊犁。

其实4家共欠外债只有380万元,他们借贷本金只有107万,利滚利翻出3倍多。但这算不上东印度公司欺负他们,实际上是按照行市向他们放贷的,之所以利息如此之高,主要是因为中国商业文化一直不够发达,在官府行政权力的高度挤压下,民间没有形成完善的金融体系,一个很简单的道理,某项产业越是发达,产品就越是廉价,中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,借贷人获取资金的成本自然也就越高,市场行情一般利率都高达20%到40%之间,这在西方已经是很高的高利贷了。

这件事之所以闹大,主要还是政治介入的原因,因为不管是107万银元,还是380万银元,虽然数目很大,但也不至于说整个十三行赔不起,十三行实行的是联保制度,行商向洋人作保,交易才能进行,总商又向行商作保,最后实在还不起,还有总商进行保底。

问题是这件事闹到了官府层面,还一级级上报,连乾隆都知道了。这就麻烦了,乾隆皇帝很不高兴,马上下令严办,直接让刑部参与办案,最后将两家欠债最多的行商流放到了新疆。至于欠的钱怎么办,乾隆大笔一挥,不就是钱吗,还,还要双倍还,欠380万元,还760万。直接让粤海关从关余中拨付,然后分十年让行商们归还海关。

有人将这件事归因于乾隆的傲慢自大,当然有这个道理,可一般很少有人去追寻乾隆真实的想法。其实乾隆对此是发过一封上谕的,上谕中道“且朕此番处置,非止为此事,盖有深虑。汉唐宋明之末季,受昧于柔远之经,当其弱而不振,则藐忽而虐侮之,及其强而有事,则又畏戄而调停之,姑息因循,卒至酿成大衅,而不可救。……英吉利夷商一事,该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,轻心掉之,而不知所关甚大,所谓涓涓不息,将成江河者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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