概况

景泰蓝又称”铜胎掐丝珐琅”，是北京著名的传统工艺品。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，制作技艺比较成熟。”铜胎掐丝珐琅”制品，已被很多学者所共识。

景泰蓝，亦称“铜胎掐丝珐琅”，它是一种特种工艺品，是用细扁铜丝做线条，在铜制的胎上捏出各种图案花纹，再将五彩珐琅点填在花纹内，经烧制、磨平镀金而成。外观晶莹润泽，鲜艳夺目。。

关于景泰蓝的起源，考古界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。一种观点认为景泰蓝诞生于唐代；另一种说法是元代忽必烈西征时，从西亚、阿拉伯一带传进中国，先在云南一带流行，后得到京城人士喜爱，才传入中原。但有一点是学术界公认：明代宣德年间是中国景泰蓝制作工艺优点，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，达到辉煌阶段，“景泰蓝”一词也从此诞生。釉色均肥，丝工粗犷，饰纹丰富。

元代后期

据此，中国元代后期已出现掐丝制品，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而且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兽耳三环樽、勾莲鼎式炉、缠枝莲象耳炉等，应是我国元代晚期作品。在《宋史?外国列传》中记载：”大食国”本波斯之别称。”大食”，是宋、元时期中国对西亚阿拉伯地区的称谓。有关专家根据史料分析，”铜胎掐丝珐琅”大约于13世纪末，由阿拉伯国家传入中国。传入之初，被称作”大食窑器”、”鬼国窑器”和”佛郎嵌”。1935年中华民国北平市政秘书处编辑的《旧都略》在谈到景泰蓝起源时，援引《陶说》写道：珐琅，在过去叫”佛郎”，又叫”发郎”、”发蓝”，产于”拂”。唐书称拂即大秦。大秦即中世纪罗马帝国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13世纪下半叶，元蒙军队远征，横跨欧亚大陆入侵西亚，俘虏了大批有专业技能的工匠作为工奴输往后方，专为蒙古贵族生产豪华日用品。此时，阿拉伯地区流行华丽的金属胎珐琅制品。在这种情形下，烧造”大食窑器”的阿拉伯工匠带着烧造技术和主要原料来到中国。

中国有句很有哲理的老话，”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即使这种以金属为胎填敷珐琅釉料烧制而成的作品是舶来品，但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艺术土壤上，也很快就融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风格，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

“景泰蓝”这个称谓最先见于清宫造办处档案。清6年（1728）《各作成做活计清档》记载：”五月初五日，据圆明园来贴内称，本月四日，怡亲王郎中海望呈进活计内，奉旨：……珐琅葫芦式马褂瓶花纹群仙祝寿，花篮春盛亦俗气。今年珐琅海棠式盆再小，孔雀翎不好，另做。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。钦此。”这一记载，把仿景泰蓝时期的珐琅制品称作”景泰蓝珐琅”，这是目前所见”景泰蓝”称谓的最早文字记录。

明宣德年间

景泰蓝见于实物，以明宣德年间（1426～1435）为最多。这个时期，工艺的风格特点已经形成，技艺精湛，接近成熟时期。品种有瓶、盘、碗、炉、圆盒、香熏等。后来出现了鼎之类的欣赏品。制作胎型的物质材料有金、铜两种。纹样多为蕉叶、饕餮，狮戏球、西番莲和大明莲。釉色多为天蓝（淡蓝）、宝石蓝（青金石色）、浅绿（草绿）、深绿（菜玉绿）、红色（鸡血石色）、白色（车渠色）和黄色。故宫所藏宣德年间的番莲大碗，花形饱满、色调鲜艳、釉质坚实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。

景泰年间的景泰蓝制品，从故宫等地陈列过的实物来看，工艺得到了更大的发展。宫廷内的御用监（皇家厂坊）设有制作景泰蓝的作坊（《日下旧闻考》）。这个时期制胎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。胎型有方有圆，并向实用方面转化。除了瓶、盘、碗、盒、熏、炉、鼎之外，还有花，花盆、面盆、炭盆、灯、蜡台、樽、壶等器物，有龙戏珠、夔龙夔凤等寓意吉祥的题材，有云鹤、火焰等表现道教、佛教内容的题材。大明莲的纹样也日趋丰满，枝蔓形状活泼有层次，釉色也出现了葡萄紫（紫晶色）、翠蓝（天蓝、宝蓝的中间色）和紫红（玫瑰色）新色，这个时期的釉色具有内涵的亮度和纯度，放射出宝石的光芒。在以后任何时期也没有达到这种水平。在装饰手法上，非常重视金工的处理。器物的顶、盖、耳、足边线等部位，多有錾活装饰。朱家缙先生说这个时期的制?;掐丝;整齐;磨光;细润;镀金;匀实”，”是在宣德时代基础上的又一步提高。”（《文物》1960年第一期）。。

明代景泰蓝的造型大都为器皿，多数为历代陶瓷及青铜器的传统造型。其装饰纹样以大明莲为主，也有少数串联花卉和青铜器纹样变形的装饰，其色彩以二蓝（湖蓝）为主色调，配以少量红、白、绿、黄等色。色调统一、讲究、装饰得体，装饰铜活造型优美，粗细结合，重点突出。景泰蓝工艺成熟朝，以其绚丽多彩、富有民族气息的艺术风格而闻名于世。

清代

清代是掐丝珐琅工艺发展的又一期。由于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，皇宫养心殿设立御用工厂，称为“造办处”。三十年（1691）”造办处”的御用工匠多至几百人。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，设”作”来制造各种御用器物。珐琅作也是其中之一。但这个时期的制作水平较之明朝无大发展。到了时期（1736～1796）景泰蓝与雕漆、金漆镶嵌等行业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乾隆四年，从广州招来珐琅艺人梁绍文，邀扬州艺人王世雄进宫制作珐琅器。这一时期，景泰蓝制品在皇宫内处处可见。小到床上使用的帐钩，大到屏风，甚至高与楼齐的佛塔（故宫珍宝馆乾隆花园内，承德外八庙小布拉宫内的大殿都有陈设），以及日用品，桌椅、床榻、酒具、砚、匣、笔架、建筑装饰、宗教用品等等，无所不备。

这个时期所采用的物质材料分上、中、下三等，上等者金胎金丝，中等者银胎银丝，下等者铜胎铜丝”（《北平珐琅工业近况》1928年）。花纹的内容也比明代更为广泛。花鸟虫草图案更加生动多姿，龙凤图案越显刚柔相济，大明莲也演变成精美细秀的勾子莲，并出现了利用历代文人名画掐制的作品。这时已开始使用手摇压丝机，使丝工技艺达到了空前的匀称精美。釉料不仅出现了粉红、银黄和黑等颜色，而且粉碎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。釉料研磨的加细，对点润技术的提高和作品的表现力起了很大作用，产品的砂眼也大大减少。这时的制品不仅继承发展了明代景泰蓝豪华、古典、雅致的民族风格，而且镀金技术远远胜过明代，镀金厚重。从保存的器物看，至今仍光彩照人，越?;圆润结实，金光灿烂”。可以说，乾隆时期是清代掐丝珐琅的鼎盛时期。景泰蓝与漆器、木器等其他工艺的结合，也是始于乾隆年间。初期，景泰蓝基本上保持了乾隆时期的风貌，但已开始衰落，一直到道光时期（1821～1851），遗存的作品数量很少。

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，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铜胎掐丝珐琅制品曾一度受到西方人的青睐，珐琅工艺有了稍许的恢复和发展?“咸丰年间，有德兴成、全兴成、天瑞堂等数家，精心研究珐琅一业，始又渐盛”（《北平珐琅工业近况》,《经济半月刊》1928年7月）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八国联军攻进北京，海禁大开，景泰蓝向国外出口。在这种对外贸易经济的刺激下，除了官营珐琅作坊外，民间也纷纷开商号和店堂，诸如老天利，宝华生、静远堂、志远堂等。1904年，老天利生产的”宝鼎炉”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一等奖（后又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再次荣获一等奖），在国际上声誉大振，各国纷纷前往争购，出现一派繁荣景象。内销方面，在咸丰中叶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景泰蓝只有北京一地可以买到。由于当时交通不便，又多是外埠商人来京购买，所以销量很少。清朝晚期，珐琅（景泰蓝）制品虽一度呈现出较为繁荣之景象，但这种形势只是昙花一现，很快又进入了不景气的困境之中。

清代初期的景泰蓝缺乏独创性，无论造型、色彩和装饰大都沿袭了明代的风格。清代中后期，由于宫廷皇室的奢华，对景泰蓝的影响很大，这时期的作品造型丰富，除器皿造型外还有立体的建筑物、屏风、桌椅、动物造型和实用物等。可以说清代中期开始，景泰蓝在表现内容上，走上了一个新的纪元。其装饰题材广泛，像勾子莲、龙凤、吉祥花鸟等图案，色彩也较明代丰富起来。清代对景泰蓝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。由于景泰蓝在清中期以前大都为宫廷所供奉，所以就它的造型、装饰、色彩及做工而言，总体感觉过于繁琐、过于奢华。

191l～1933年，景泰蓝行业基本上处于徘徊发展状态。民国初期，在国内市场上，水烟袋之类的实用品销量很大。同时，美、英、法等国的商人在北平设立洋行，争相购买景泰蓝。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仁立公司则是专为外国人代收景泰蓝的机构。1923～1924年北平景泰蓝行业比较景气，仅老天利一家全年交易额就达15万余无，雇工350多人，并时常雇用零散工。工厂设在宝禅寺街，马立新街有它的销售门市，上海、汉口等地还有分销处。由此可见景泰蓝行业在当时的发展情况。在外销出口方面，据当时海关出版的《中国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》和《历年海关报告编制》提供的材料来看，景泰蓝出口情况呈上下徘徊的趋势。

景泰蓝是北京特有的传统工艺品，得名于明朝景泰蓝年间，且以蓝釉为其特点。

清乾隆年间，景泰蓝木品的花色、品种增多，除大量制作祭器外，还制有围屏、屏风、桌椅、绣墩、枕头、鼻烟壶等用具和陈设品。由于制作技木的提高与设备上的逐渐完善，不但能制作极小的精致器物，还能制作一丈多高的大佛塔。

清末，景泰蓝工艺品在国际市场渐负盛名，在1904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、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两次获奖。

付生感慨地说：“路要一一步步走，总是会有希望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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